专家：如何将甲流危害降到最低

　　主持人：可能也有很多人会问您类似的问题。出现了二代病例以后，感觉流感一下子和我们又近了一步。从大家的评论和留言上我们可以看出大家有一定的紧张情绪，您认为紧张情绪会不会影响疫情的防控?

　　贺雄：肯定会影响。人们为什么慌?因为还不了解，又因为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我到底怎么做才对。他心里没有底。实际上每一个人了解了我最基本的、我能做到的措施就很好了。为什么这样讲?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你每做完一件事换下一件事。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这个事。我做完了以后我把这个东西放下来，我手里的器具、使用的工具都放下来，进入下一个程序。这两个环节之间我要做一个清洁工作，洗洗手，放松一下情绪、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日常生活里面为容易做到的、最简单的事情，因为忙，也因为其他干扰，慢慢习惯也养不成，即使我心里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这个行为习惯。你可能恰恰就是这些最细小的环节或者最基本的环节被你忽略了。比如说我上一天班，我回到家里，家里有孩子、老人，你在工作场所穿的衣服回到家里能不能换一换?这个时候把手洗了，再进厨房准备食物，还要给老人泡泡茶，聊聊天。你把自己从工作环境里面有可能带回来的某些不利的因素去掉。这个时候，你现在换的都是在家里穿的衣服，人也清洁了，外面可能一些有害的因素，但是在这个环节里我控制住了。对家庭的人不会有新的威胁。作为家长来讲，还有可能孩子在上学，孩子回来以后，你也提醒他把这些事情做好了。他在外面也许接触很多危险的因素，但是在家里的防控做好了，家里也安全了。有可能我们在外面跟人接触感染了，这个时候就要提倡不光是凭热情、亲情，我们要讲科学，没有感染的人要加强防护，呼吸道疾病戴一个口罩，其他的根据他传播的方式加以阻断。比如说消化道的疾病可以洗手，包括菜板都要清洁，菜要洗、加热。对呼吸道疾病最简单的是口罩。这个时候不能说因为是亲情，抱在怀里又是亲又是干什么，因为这样就等于你把病原体接过来了。简单的说就是不光凭亲情和热情，而要加上讲科学。这个时候通过必要的防护我们保护了病人，让他得到了家庭温暖的同时，也不至于他感染了病毒再传染给我。SARS在流行相对多的省份里面，都出现了一个情况，一个人病了，三代人都扑上去救，最后的结果是“举家搬迁到医院”。而且有那么一两个实例，就是一个孩子活下来了，上面两代人都死了。就是因为当时没有那个意识，是呼吸道疾病，又有那么强的感染力，结果一个人病了大家都去关心他。关心他是对的，但是没有必要连自己自身的起码防护都没有。

　　* 南湖中园小学密接者解除观察仍有感染的可能

　　主持人：我还想问一下，现在关于南湖中园小学甲流爆发，这个话题大家关注的比较密切，现在有很多的师生已经结束了密切观察的隔离期，下一步我们也有很多确诊病例已经痊愈出院了，您感觉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防控措施就可以放松了呢?

　　贺雄：对于已经患病的人接受治疗，密切接触者解除观察，说明他观察的期限到了规定的期限，就是说超过了这个疾病可能的最长潜伏期。患病的人，经过治疗恢复以后在体内如果有免疫的能力，就是说产生抗体了，近期如果再次感染的话可能抵抗，即使大量的病毒也可能症状会比较轻，对他可能不会产生致命的威胁。对于那些解除了医学观察，在观察期间又没有发病的人，就是并没有感染，而是当时我们在排查过程中认为他有接触，这样的人没感染也没有免疫力，这些人仍然防止再被感染，对于每个人来讲，你没有感染过就是易感者，所以防控措施仍然很有必要。

　　主持人：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在各个公共场合和媒体上面，都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关于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知识，您觉得这些知识的防控效果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您当初的预期目标?

　　贺雄：从某个角度来讲，50年代建国初期的时候，一方面是现代科学提倡的一些做法，但是同时有很多民间土方。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它是所谓的祖国医学，更多的是偏方，不系统。而且当时真正学中医的人都没有提这些东西，而是民间偏方做出来的事情。比如说鸡血等等，实际上没有科学道理，没有任何一个中医院校提倡这种东西。当时科学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资源是有限的，大家听到一个信息以后，完全都去做。说明对于烈性传染病，尤其是当时的麻疹这一类的疾病，都有一种惧怕心理。所以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我觉得没有必要什么角度都去找，我仍然建议把卫生工作做好。你现在指望某个药、指望某个医疗机构，资源总是有限的。其二，大家都在关心疫苗什么时候出来，我们说很快，就这一两个月，第一批疫苗就会出来了，但是出来了以后也要经过相应的临床实验再确证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 疫苗接种该给谁?

　　主持人：现在我们国家也已经引入了很多疫苗，对于疫苗的投入、使用、及接种来讲，是不是会优先给这些易感者接种呢，接种之后是不是就安全了呢?

　　贺雄：一旦出来了，证明安全有效，尽可能的需要打的、需要注射的都是给他保护上。但是同时，我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做一个工作，免疫策略，免疫是人工的给你一个措施，给一个人工免疫，把疫苗打到人的体内，打几针、分几次打，还要根据疫苗的剂型，打什么部位等等。我们叫免疫策略，你要把这个东西也要做到位。有一些人的禁忌症是什么，你想打但是因为你的身体条件或者其它原因，暂时不能打。所以基于种种因素的考虑，我个人建议，我们在前面谈到的那些最基本的事情你做好了，病毒可能找不上你。理论上讲疫苗就是保护易感者的，而且我们从整体的防控来讲，如果一个病有疫苗，就是手里有武器，可以保护更多的易感者，但是对于新的疾病，就像甲型流感这样新的疾病，传播速度很快，在疫苗产能有限的情况下要排出优先顺序。第一，要保证我们社会的正常工作，首先类似于跟人打交道最多的，比如说公交系统，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就是我们公安体系的这些工作人员，医务人员，一旦有大面积传播，最多接触病例的、接触感染者的还是我们的医护人员，所以重点保护他们，让我们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这些人群可以正常的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排顺序，这是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要考虑的问题。

　　虽然说打了疫苗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会产生免疫能力，一般在一周到十天左右的时间。原则上讲，产生抗体以后这个人就属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状态，因为有抗体了，在有病原体感染的时候能够抵御。但是从整个社会群体来讲，我倒认为，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某一项措施，就是忽略了其他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我没有机会感染不就是更好嘛，也为社会节省更多的资源，我们手里有限的资源可以用在更需要的地方，这样不更好嘛。

　　* 启示：扒手为什么老扒某一类人?

　　前一段时间在北京台做了一次节目，他们也请了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也给了我一个启示，扒手为什么老扒某一类人?说明你在挤地铁或者是坐公交车的时候，你的包挂的不是地方，自我保护意识没有，你形成的习惯有利于扒手来扒你。因为我们这些最基本的事情做不好，病原体可能老找你，跟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建议大家，就利用这次防甲型流感的契机，我们整个市民都要逐步的形成这个习惯，即使有病原体传进来了，也在我们这里不至于引起大面积的传播，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行为，也是这种习惯。去使它自然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主持人：疫苗接种后是不是绝对的安全呢?

　　贺雄：事情没有绝对，就是说任何一种东西在使用以后，我们根据很多的观测，比如说麻疹疫苗，还有一直正在消除的小儿麻痹，这样的疫苗其效果也只是接近百分之百，在运输、接种过程中还有一些影响因素，不是说接种一百个人就一百个人都有这个作用，也可能有个别的病例因为相对客观的因素，比如说我本身免疫力功能就不是特别正常，有些是先天的，或者有些过敏性的体质，可能就更不适应接种疫苗，这样的人就不能用疫苗来保护他，更多的是采取其他综合措施，避免他感染。

　　* 香港出现抗药病例 我们怎么办?

　　主持人：我们看到有消息说，香港发现甲流病毒抗药毒株，对特敏福也就是达菲出现抗药性，这是否会导致更加严厉的防控措施出台?

　　贺雄：实际上对于耐药的毒株来说很多病原体都也这么一个特性，就是说大面积、大批量的使用、大剂量的使用某一类药物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最直接的例子就是结核菌。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耐药株，给下一步的治疗和控制带来很多困难。实际上为什么一直在坚持对这样的一些事件进行监测，了解他变化的趋势，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耐药株，在我们分离到的毒株里面占的比例有多高，是大面积的还是仅仅是偶然现象，根据这样的情况及时加以分析，为我们临床用药的一些策略提供信息，也同时也把这些信息提供给我们药物的生产者，及时去准备或者研发新的药物，或者说想办法去抵御这种耐药株，当然耐药株对于人类来讲永远是挑战，很多病原都可能存在耐药，我们看到是对达菲耐药，实际上医疗卫生系统里面还在研发新的药物的同时也在把传统的药物拿过来进一步对不同的毒株进行实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强调药物的配伍，也能够去应对发生不同类型的变化，这是医学领域里边一直都在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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